第二节　《窦娥冤》的思想和艺术

《窦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剧史上一部著名的悲剧。这部剧作，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能反映出关汉卿杂剧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窦娥冤》的题材来源，是长期在民间流传的“东海孝妇”的故事，但作者不是简单的改编，而是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融进了现实内容，写出了新的时代特色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汉书·于定国传》中最早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海有一个年轻的寡妇，对婆婆非常孝顺，婆婆想让她改嫁，她坚持不肯；后来被诬告杀死了婆婆，昏庸的太守将她冤判为死刑。当时在东海郡任狱吏的于公（于定国的父亲），力争不得，孝妇终于被冤杀。孝妇蒙冤，感动了天地，后来东海郡大旱了三年。新郡守听了于公的话，东海孝妇的沉冤终于得到了昭雪。这个故事的主要思想，一是表彰孝妇对婆婆的孝道；二是歌颂于公的阴德。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实际上只是吸取了主人公蒙冤得伸的框架，不仅写进了大量元代的社会生活内容，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故事的主题思想，着重揭露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特别对官吏的昏庸贪暴给予了尖锐的抨击，同时热情地歌颂了被压妇女的反抗斗争精神。

剧本在思想内容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戏剧冲突，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

如剧本在“正名”里所显示的，作者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善良无辜的被压迫的妇女窦娥被冤屈处死的悲剧，其冤之深足以感天动地。作者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细致而又真实地描写了窦娥悲剧酿成的社会根源，从而广泛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复杂矛盾及其基本面貌。窦娥的悲剧是由多方面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剧本在一步步展开戏剧冲突的过程中，触及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诸种社会矛盾，由此而表现出窦娥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并揭示出这一悲剧所包含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

剧本在“楔子”里，简要地交待了窦娥的身世：她是一个穷书生的女儿，三岁丧母，七岁时就因父亲借了蔡婆婆的高利贷无力偿还而被抵债，做了童养媳。她的父亲窦天章的穷困潦倒，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悲苦命运；而高利贷的剥削，则是造成窦娥悲惨遭遇以致酿成悲剧的最初种因。“楔子”是这出大悲剧的序幕，作者不仅向我们初步介绍了人物，而且一开始就将悲剧的根源指向了当时的罪恶社会。窦天章与女儿惨别时对她说：“孩儿，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亲爷，将就的你；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啊，你只讨那打骂吃。”几句嘱咐的话，预示了等待着女主人公的，将是充满血和泪的生活。她的命运已经交给了别人，已经不能由自己掌握了。

在第一折里，作者非常高明，他并没有只是着眼并局限于去描写、渲染窦娥童养媳生活的悲苦，而是着重展示社会恶势力对蔡婆的迫害，从而将他的笔触指向更广大的社会生活面。

这个虽说小有财产却处于孤弱地位的家庭，不断遭到恶势力的残害、凌辱与侵吞。一开始就由蔡婆的道白，交待了时间已经过去了13年，窦娥17岁成亲，不久就死了丈夫，成了年轻的寡妇。婆媳两代寡妇，相依为命，支撑着一个家庭，由此便招来种种横逆。这正是黑暗社会中常有的现象。先是赛卢医为了赖债，将蔡婆婆骗到荒郊野外，企图用绳子将她勒死。这时幸亏有人救她而免于一死。可救她的两个人张驴儿父子，却又正好是一对流氓泼皮，借此闯入了她们的家庭，要霸占婆媳二人为妻。接踵而来的迫害和欺凌，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恶势力的猖獗，同时也反映了法制纲纪的松弛。而普遍的恃强凌弱，正是政治黑暗和社会腐败的显著特征。这时戏剧冲突的发展还没有触及到统治人民的官府，但坏人肆意横行，好人得不到保护，官府的黑暗腐败已经在观众的意想之中。

如果婆媳二人忍辱屈从，分别成了这两个坏蛋的老婆，这当然也是一出悲剧，但却是思想格调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面貌的悲剧。作者非常高明地在社会冲突中组织进了人物的性格冲突，这样便丰富多彩地扩大了戏剧冲突的内容，推进戏剧情节向着更高的思想高度发展。人物的性格冲突主要在婆媳二人之间展开，而性格冲突的发展和激化，则又是由于社会冲突的尖锐化。性格矛盾与社会矛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推动着戏剧情节的发展。蔡婆在威逼面前，就想含羞忍辱答应下来；而窦娥，这个善良纯朴的、一向显得温顺柔弱的年轻的寡妇，面对凶相毕露的流氓泼皮，却表现得十分勇敢刚强。她坚决反抗，不仅敢于顶撞张驴儿父子，还勇敢地批评和奚落了婆婆，初步地表现出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那“气性最不好惹”的一面来。

第二折的戏剧冲突，就是由于窦娥的“坚执不从”才进一步展开的。张驴儿因窦娥不肯顺从他，便生出毒计，乘蔡婆生病之机，买来一副毒药，想毒死蔡婆，然后霸占窦娥。张驴儿将毒药下到羊肚汤里，但恰好这时蔡婆呕吐不想吃，张驴儿父亲就接过来吃下，结果被误毒死。张驴儿借机以“药死公公”的罪名来胁迫窦娥顺从，窦娥却仍然坚决不从，于是张驴儿告到了官府。贪鄙残暴的桃杌太守不问明情由，将窦娥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但刚强的窦娥仍不屈招。可是，当太守下令要毒打蔡婆时，窦娥却出人意外地立即主动招认是自己药死了张驴儿，结果被冤判了死刑。她原来是以死来保护婆婆，使得婆婆免受痛苦。

这一折，由善良百姓与流氓泼皮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到被压迫人民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和贪官酷吏的凶残本质。随着矛盾冲突的发展，作者的批判锋芒越来越尖锐，对现实的揭露也越来越深刻。

第三折写窦娥被斩，是整个戏剧冲突发展的高潮。窦娥的三桩誓愿（血溅素练、六月飞雪、山阳县大旱三年），是被压迫者以独特的反抗形式对官府的抗争，是她负屈含冤的痛苦呼喊，也是她对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她最后唱出：“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剧本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在造成窦娥悲剧的众多的社会原因中，官吏的昏庸、腐败、贪婪、横暴，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这样，剧本在广泛地揭露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集中在黑暗的吏治上，显得十分深刻有力。

其次，作者不只是同情被压迫者，而且是歌颂被压迫者，着重描写了处于孤弱地位的窦娥，也表现出坚强不屈的反抗意志和斗争精神。通过一系列的情节，例如坚决不肯忍辱屈嫁坏人，在公堂上苦打而不招，就刑时发出三桩誓愿等，对她在特殊条件下的反抗斗争精神作了鲜明的表现。

这里要特别提出来说一说的，是矛盾解决过程中，窦娥的冤魂述冤所表现出的思想意义。第四折写窦娥的冤案得到昭雪，是矛盾冲突的最后解决。从表面上看，这桩冤案的昭雪是由于“廉能清正，节操坚刚”的肃政廉访使窦天章的重新审理，公正执法。但从剧本的艺术描写来看，实际上是窦娥死后冤魂不屈，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魂旦出场时唱道：“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乡台，急煎煎把仇人等待。”（［双调新水令］）神鬼本是一种迷信，但作者写窦娥的鬼魂上场却绝不是为了宣扬迷信，而是借神鬼形式，通过艺术的想像，表现被压迫者人虽然死了，但反抗之心不死，表现那种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一定要昭雪沉冤、报仇雪恨的顽强意志。窦天章领钦命“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仗着“势剑金牌，威权万里”，来到楚州地方巡察，并已接触到窦娥的案卷。按理窦娥的冤情是很容易发现的，但他翻到窦娥冤死的案卷时，却不细审始末，竟然糊里糊涂地认为“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他吧”，便漫不经心地“将这文卷压在底下，别看一宗”。看到这里，观众和读者自然会问：问结了的文卷就不看，还要你这个廉访使干什么呢？接下去，剧本写窦娥几次将窦天章压到下面的文卷又翻到上面来，并几次将窦天章阅案的灯弄暗，以此来引起窦天章的注意。在此情景之下，窦天章这才引起警觉：“这桩事必有冤枉。”作者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描写压卷翻卷、剔灯弄灯，很明显，其意义都在于表现窦娥那种大冤未伸、绝不罢休的斗争精神。

在窦天章重行审案时，剧本又写窦娥的鬼魂上堂，跟张驴儿当面对质，在澄清案情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鬼魂上台是一种出于想像的虚幻的形式，但所表现的内容却是完全现实的，窦娥坚强不屈的反抗斗争精神由此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她坚定执著，不屈不挠，自诉冤苦，“自来折辩”，既迫促她的父亲，那位一时昏昧的廉访使猛然省悟，又对质得杀人的张驴儿有口无言，终于冤情大白，坏人和昏官都得到了应得的惩罚。由于历史条件决定，窦娥冤案的最后昭雪是依靠钦差大臣的重行审理，而从全剧最后“秉鉴持衡廉访法”的题目看，作者也确实将“不使民冤”的希望寄托在清官廉吏的身上。但在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思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作者所着力表现和强调的，却是冤屈者本人顽强不屈的反抗意志和斗争精神，这种意志和精神具有感天动地的力量，在关汉卿的时代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反映了《窦娥冤》的现实主义艺术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窦娥冤》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首先是戏剧情节集中，戏剧冲突紧凑，结构严谨。作者在提炼生活的基础上，善于组织戏剧冲突，矛盾的发展一环紧扣一环，层层递进，一直发展到高潮。情节的发展一气贯注，不枝不蔓，重点非常突出。

剧中的人物不算多，但所代表的社会生活面却相当广泛，有穷书生、高利贷者、骗人的医生、流氓泼皮、官吏等等。作者巧运匠心，将这些人物所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矛盾，组织到杂剧艺术四折一楔子的结构框架里，使戏剧冲突的构成和情节的发展，丰富而不枝蔓，集中而不单调。

剧本是如何组织戏剧冲突的呢？《窦娥冤》是一部旦本戏，作者以女主人公窦娥为中心，紧紧地围绕着她的悲剧命运来组织和展开戏剧情节，这就使得全剧的内容既丰富而又集中，情节的发展既紧凑而又线索分明。蔡婆这个人物与窦娥的悲剧命运的发展相终始，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最先出场。她的性格、活动和遭遇，在戏剧冲突的发展和全剧情节的连缀穿插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楔子”里，由她的放高利贷，引出负债不能偿还的穷书生窦天章，窦娥因此而沦为童养媳。这是悲剧命运的发端。而窦天章的进京赴考，又为第四折窦天章出场为窦娥的冤案昭雪伏笔。

第一折里，由蔡婆引出向她借债的赛卢医，又由赛卢医的赖债行凶引出无赖泼皮张驴儿父子，同时又为下一折写购药下毒预作布置。这两个原本跟窦娥毫不相干的人物，由于作者熟悉生活，在提炼生活矛盾的基础上作了巧妙的安排，一下子就让他们闯进了窦娥的生活里来，大大地促进了戏剧冲突的发展，影响到窦娥的命运。

第二折里，张驴儿阴谋毒死蔡婆，使戏剧情节突进，铸成了窦娥悲剧命运的一个契机，而其间蔡婆的忍辱屈从与窦娥刚强反抗的对照，以及蔡婆的生病，都在情节的演进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张父的被误毒死，又将戏剧冲突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使矛盾由民间扩大到官府，为悲剧的最后完成，为戏剧高潮的到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在公庭上，窦娥由苦打不招转变为不打而招，如前面所指出的，关键也是为了不连累婆婆，保护婆婆。

发展到第三折，戏剧情节便进入到高潮。第二折里窦娥已被误判问斩，悲剧实际已经完成。这一折主要写行刑、诉冤，将整场戏让给了女主人公一个人，通过一系列的道白和唱腔，尤其是三桩誓愿，表现她感天动地的沉冤，也表现她感天动地的反抗精神。著名的［滚绣球］唱词，不仅对人间官府提出控诉，而且对日月、鬼神、天地也发出了怨恨和怀疑：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眼泪涟涟。

通过这场戏，不仅使窦娥的形象升华到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而且大大地加强了悲剧的感人力量和批判意义。

第四折中窦娥已死，但她的鬼魂形象继续在戏剧冲突的发展和解决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整本戏都以窦娥的悲剧命运为中心，始终围绕着她来组织和发展戏剧矛盾，使得全剧结构严整，情节紧凑集中。

其次是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

这个人物写得好，是因为她的性格比较丰满，不简单化，作者既写出了她善良温顺的一面，也写出了她刚强坚定的一面，而这两方面又是统一在一起的。她对自己的婆婆尽心侍奉，非常体贴，固然是受到封建孝道的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与婆婆相依为命所表现出的纯朴善良的性格。而当恶势力压迫她时，她就起而坚决地进行反抗，刚强不屈，甚至对软弱妥协的婆婆也投以嘲笑：

［后庭花］遇时辰我替你忧，拜家堂我替你愁；梳着个霜雪般白髻，怎戴那销金锦盖头？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把人笑破口。

这正说明她对婆婆的心疼体贴，不同于百依百顺、不问是非的愚孝；正因为她心地善良，才更容不得恶势力的肆意横行，因而平日的温良柔顺中已经孕含着倔强反抗的因素，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得到发展并表现出来罢了。

窦娥的反抗性格，在第一折与张驴儿父子的斗争中已得到初步的展示；到第二折公堂受审时，又作了进一步的表现：“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虽然被打得血肉淋漓，也绝不屈招，却在审案的太守面前公然发出“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的呼喊，对官府的黑暗提出了直接的指责和控诉。但一听说官府要拷打蔡婆时，便立即毫不犹豫地主动屈招，以死来保护婆婆。这一情节发展上的跌宕转折，同时表现了她性格中倔强和善良两个方面。

第三折写她在临刑前发出的三桩誓愿，以及在她死后三桩誓愿的实现，以幻想的形式使窦娥的反抗斗争精神得到升华，她的冤屈动地惊天，她的反抗也由人间社会扩展到主宰人间社会的鬼神天地。而同时，又进一步表现她的善良性格。屈招冤死本是为了婆婆，而赴法场就刑时，还为了不让婆婆看见自己而伤心气愤，要求从路远的后街绕行。

第四折写冤魂报仇，进一步通过幻想的形式突出她的深仇大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在冤情大白以后，作者仍不忘表现她善良的性格，写窦娥的鬼魂嘱咐她的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在整个戏剧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作者都集中地刻画了窦娥这两方面的性格特征。善良和反抗，这两个侧面是互相依存的，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又起到互相映衬的作用。对窦娥善良的一面越是表现得充分，她的被冤处死就越能引起读者的同情，越能暴露出官府的腐败黑暗，进而显示出她反抗斗争的难能可贵及其合理性和正义性。

窦娥的形象塑造得成功，还因为人物性格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与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随着戏剧冲突的展开而发展变化。窦娥是在封建黑暗势力的迫害下，经历了一个思想觉醒的过程，才逐渐显现自己的全部性格特色的。作为一个身世悲苦的弱女子，开始时她的反抗是十分微弱的。她被父亲出卖为童养媳，没有怨恨，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沉重苦难。她“情怀冗冗，心绪悠悠”，在忍无可忍时也曾发出过这样的质问：“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但是宿命论的观念却使她又将自己的命运归结为：“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于是把希望寄托在“早将来世修”上面。她这时的生活信念和准则，只是侍奉婆婆以尽孝道，清白自持以守贞洁，明显地受到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不过，尽管她由于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对生活和命运得出错误的结论，但她对不幸命运的不满和探索本身，就表明了她并不甘心永远承受这种苦难，在其中就隐然潜伏着反抗的因素在内。张驴儿父子突然而来的凌辱，犹如铁器撞击着火石，开始闪射出反抗的火花来。

但这时在她反压迫的刚毅性格中，仍然包含着某些落后的思想因素，这就是她所谓的“好马不鞴双鞍，烈女不更二夫”的贞节观念。而在她对婆婆屈辱求生的锋芒毕露、毫不留情的批评中，又表现了她已经开始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在反抗的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

但囿于她的环境、教养和生活阅历，这时对官府却毫无认识，她情愿跟张驴儿父子去“官休”，幻想着审案的大人会“明如镜，清似水”，替她辨明是非，主持公道。直到以“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为信条的贪鄙凶残的桃杌太守，对她横施大棍，直打得她血肉横飞以后，这才对官府的黑暗有了清醒的认识，发出如此悲愤的呼喊：“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呀！这的是衙门从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她死前的三桩誓愿，是她对现实世界的绝望呼号和血泪控诉，是她彻底觉醒的标志，不仅对现实世界提出抗议，还对不辨清浊、不分好歹的天和地提出了斥责和质问。这是第四折她诉冤复仇的思想基础。三桩誓愿的实现是窦娥反抗性格的升华，冤魂复仇是窦娥反抗性格的延伸。

由于作者有根有据地写出了这孤苦无依、安分守己的弱女子，怎样由黑暗的社会现实一步步地铸成了她光辉的反抗性格，因而三、四两折中浪漫主义的幻想描写，才不显得虚妄不实，而仍然充满着现实生活的血肉，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也更富于理想的光彩。在窦娥形象的塑造上，充分地表现了关汉卿剧作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特色。

除窦娥外，其他人物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也都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如蔡婆的善良和软弱，张驴儿的蛮横和无赖，桃杌太守的贪鄙和凶残等，都写得相当鲜明。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善于运用对比和虚实相兼等艺术手法。在对待张驴儿的态度上，作者将蔡婆的软弱和窦娥的刚强作对比描写，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对窦娥平居寡妇生活的凄苦，采用虚写的手法，通过几段唱词加以概括渲染；而对促成她思想性格变化和最能突出她性格特点的几次尖锐冲突，则作了正面的细致描写。对桃杌太守贪鄙的一面，运用戏曲的特殊手段，让他上场时几句道白，来一番自我暴露，三言两语，是虚写；而对他凶残的一面，则通过审案过程中窦娥被毒打，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是实写。这样，虚实结合，详略得当，使情节简练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第三，《窦娥冤》的语言本色、当行，表现了关汉卿杂剧的语言艺术的共同特色。所谓本色，是指质朴自然，不尚雕琢，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提炼，保持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动活泼的特色。所谓当行，是指符合戏剧演出的要求，用语言来刻画人物，无不切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思想性格。《窦娥冤》的语言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论曲词或宾白，都是如此。例如窦娥表达三桩誓愿的三段曲词：

［耍孩儿］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二煞］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免着我尸骸现；要甚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可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

其中也化用了历史典故，但基本上还是经过锤炼的口语，通俗易懂，质朴自然，简练明净，充分地表现出主人公内心汹涌澎湃的思想感情。以俗为雅，浅中见深，使戏剧语言达到了诗化的境界。这三段曲词，可以说就是三首动人心魄的抒情诗。

宾白则更加口语化、性格化。例如第一折里，张驴儿父子听说蔡婆一家只有婆媳二人守寡度日时，有一段极富于性格的对话：

（张驴儿云）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儿，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孛老云）兀那婆婆，你无丈夫，我无浑家，你肯与我做个老婆，意下如何？

七百年前写的这些话，跟我们今天的口语相去也并不太远。简单几句话，声口毕肖，活画出流氓泼皮的心理和神态。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3〕这样的评价是并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