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他出生于金人占领的沦陷区历城（今山东济南市），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年代（他出生前二年，岳飞被赵构和秦桧害死），一方面是金贵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政治上歧视、侮辱、迫害，经济上残酷剥削，广大人民（尤其是北方沦陷区的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不图恢复，对金贵族统治者奴颜婢膝，纳币称臣，继续执行妥协投降的屈辱政策。因此，反对金统治者的入侵和掠夺，反对妥协投降，就成为时代的主要斗争潮流。辛弃疾投身于时代的斗争潮流之中，既受到这一潮流的激荡，同时又以他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以及杰出的文学创作，推动了这一潮流的发展。

关于辛弃疾的生平和思想，有三个特点值得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辛弃疾不仅是一个词人，也不仅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一般的仁人志士，而且是一个亲身参加战斗、有斗争实践和英雄业绩的战士，是一个战斗英雄。

辛弃疾出身在一个世代仕宦的家庭。父亲辛文郁早死，祖父辛赞被迫降金，曾做过金朝的地方官。但他具有爱国思想，曾引导辛弃疾“登高远望，指画山河”，以舒国愤。这使得辛弃疾从小受到爱国思想的教育。更主要的是北方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抗金斗争，都给了少年辛弃疾以极大的感染和鼓舞。因此，辛弃疾很早就立下了杀敌报国、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他为此而积极准备，一方面学习兵法，一方面受祖父之命，以准备赴燕京参加科举考试为名曾两次到燕山观察形势。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侵，给北方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激起了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高涨。济南农民耿京起事，很快发展到二十多万人。当时只有22岁的辛弃疾，率两千多人投奔耿京，为掌书记。完颜亮南侵失败，宋金议和，耿京决定率义军南归宋朝。次年，在辛弃疾被派往南宋联系期间，叛徒张安国杀害了耿京，率领部分义军投降了金人。辛弃疾于北归途中听到这一消息，当即率五十骑兵，直入五万人的敌营之中，活捉叛将张安国，并带领一万多叛离的旧部反正，一起投奔南宋。这真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壮举。洪迈《稼轩记》称颂他的英雄业绩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

第二，辛弃疾不仅是一个有抱负、有气节、有勇力、有胆识的英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有才干、有谋略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陈亮赞颂他：“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辛稼轩画像赞》）

辛弃疾的才干、谋略，主要表现在用兵、理财、安民三个方面。26岁时，辛弃疾出于爱国激情，不顾自己官小位卑，向皇帝进献了十篇有关抗敌复国的论文，这就是有名的《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十论》分为两大部分，前三论分析“女真虚弱不足畏”，后七论批驳当时所谓“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妥协谬论，分析了能够取胜的有利条件，并提出具体的作战部署和自治图强的一整套办法。但遗憾的是，对这样的抗敌复国良策，南宋统治者竟弃置不用。31岁时，宋孝宗赵眘接见他。他在皇帝面前纵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宋史·本传》）。当时虞允文任宰相，辛弃疾又将自己的恢复大计写成论文九篇，总题《九议》，进献朝廷，也不被采用。33岁时，辛弃疾调淮南滁州任知州。滁州处于两淮之间，为南北必争之地，辛弃疾十分重视。他的《美芹十论》的第五篇即题为《守淮》。滁州惨遭战祸，人民流落在外，田园荒芜。辛弃疾到任后，恢复生产，豁免租税，教练民兵，使滁州很快得到恢复发展，表现出他安民理政的实际才能。

辛弃疾36岁时出任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镇压了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起义军，这可以说是辛弃疾一生中的政治污点。不过辛弃疾对农民起义问题的认识，有些看法却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40岁时他曾给皇帝奏呈《论盗贼剳子》，在论及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时，他一面强调老百姓生活之苦，一面指陈政治上的种种弊端，说：“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因此，他劝谏宋孝宗要“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弥盗之术，无恃其平盗之兵”^〔1〕，这种对被压迫的起义人民表示同情，并反对一味用武力镇压的主张，表现了辛弃疾安民舒困的政治卓见和“不胜忧国之心”的胸怀。

辛弃疾还善于治军。41岁在湖南任安抚使时，他创置飞虎军，统一指挥，加强教阅，此后“垂四十年……北虏颇知畏惮，号‘虎儿军’”^〔2〕。飞虎军在抗金斗争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第三，辛弃疾虽然“才兼文武”，并怀着满腔报国热忱，却一直不能得到南宋小朝廷的重用，而且在政治上多次遭到投降派的排斥打击，壮志难伸，内心十分苦闷。这一点和陆游的遭遇是很相似的。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率义军回归南宋，统治者却只任命他任江阴签判。23岁南归到68岁去世的四十多年中，大半时间是被废置不用。用时也只是担任一些不能充分施展政治军事才干和实现抗金复国雄心壮志的小官，即使在显示了杰出的才干谋略并经人力荐的情况下，也不过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任知府、安抚使一类地方官。而且浮沉变化，不断调动，几乎一年一调，多时甚至一年数调，根本无法施展才智和宏图。加上在统治阶级内部和战两派的斗争中，由于他力主抗金而屡遭主和派的排斥和打击，政治上备受冷落和压抑。这种孤危的处境，造成辛弃疾内心极大的悲愤和苦闷，对他词作的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有明显的影响。

由于长期不得志，又不断遭到排斥打击，辛弃疾逐渐产生了一种退居的念头。42岁时，他在江西信州上饶郡城外购地建园筑室，称为带湖新居。他认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以“稼”名轩，并自号“稼轩”。他从这年被罢官到53岁被重新起用，十一年的时间都在上饶带湖新居过一种闲散的生活。重新起用后，在福建等地做官，仍不得志，并屡遭罢黜。57岁时，因带湖新居失火，便迁入铅山瓢泉新居。此后一直到去世，除短暂时间到浙江、镇江等地任职外，都闲居于此。晚年在带湖和瓢泉两处，先后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辛弃疾在农村中闲居度日。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理想和爱国思想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心中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在农村闲居度日，一方面，当然不免有“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感叹和愤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思想，如词中所写：“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西江月》），“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行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