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传奇小说成熟的标志和繁荣的原因

唐代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仅产生了符合现代小说观念的成熟的小说作品，而且出现了一批思想艺术水平很高，即使放到世界文学中来看也堪称为第一流的作品。因此，前人把唐代的传奇小说同唐代的诗歌并称为“一代之奇”^〔8〕。

唐代传奇小说的出现才使中国古典小说真正走向了成熟。传奇小说是在前代志怪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今天通常都笼统地把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称作传奇，严格说来是并不准确的。从整体来看，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实际上包括了三种体制：轶事小说、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前两种篇幅都比较短小，其中的多数作品虽然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但同六朝时期的志人、志怪比起来，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而传奇小说是特指那些情节完整、篇幅曼长、描写细腻、富于文采而表现了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唐代的文言小说中，轶事与志怪两类所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真正传奇体制的作品虽然数量并不算很多，却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

古典小说在唐代走向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作者这时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明代的胡应麟曾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9〕这里提到的“幻设语”和“作意好奇”，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作者通过想像和虚构，对生活进行艺术的概括和集中，以表达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这同单纯的记录就有了很大的区别。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10〕也就是说，到了唐代，传奇作者从“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的史家意识，开始转变为“著文章之美，传要眇之情”（沈既济《任氏传》）的小说家意识。

所谓“传奇”，顾名思义就是传写奇事的意思。唐代不少传奇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申言“征异话奇”的创作追求。但传奇小说中的“奇”和“异”，并非单指超现实的神鬼怪异之事，也包括现实生活中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例如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惊心动魄的豪侠行为等等。无论是语涉精怪，还是描写社会人事，传奇作者都在作品中熔铸进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真切体验。由神怪走向现实，这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一大发展，即使是写的神怪题材，作者也都是十分关注并且反映现实人生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唐代传奇小说和六朝志怪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唐代，人们并没有把“传奇”看做是小说文体的专名。元稹的《莺莺传》在不同的版本和著录中也有题作《传奇》的，晚唐时期裴铏的小说集就题名为《传奇》，但这都是指的具体的作品。后来“传奇”成为小说文体的专名，可能与此不无关系。据有人考证，把传奇看做小说的一体而与志怪并称，大概是南宋时期的事。^〔11〕但宋元以后“传奇”一词的使用有比较复杂的情况。南宋人将传奇用来专指爱情题材的小说；金代的诸宫调也被称作传奇；元代人则把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也称为传奇；明清时期又把从南戏发展来的长篇体制的戏曲形式称为传奇。不过文学史上与朝代连用时所指则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唐代传奇”指的是文言小说，而“明清传奇”则指的是长篇戏曲形式。

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有其时代和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学内部发展的原因。从前一方面说，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繁荣，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开明的文化政策等，都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促成了文学艺术包括诗歌、绘画、音乐、舞蹈等的全面发展和繁荣；而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并不是各不相关，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在这种文学艺术全面繁荣的基础上，唐代的传奇小说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新的变化和发展，出现繁荣的景象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尤其是唐诗。唐代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散文成就，民间的“说话”和变文等通俗文艺形式的发展，都对传奇小说的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唐代实行科举取士制度，行卷之风对传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谓行卷，就是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为了能顺利地被录取，就在考试之前先将自己的作品抄成卷子，送去拜谒当时与主持考试有关的或有名望的人物，希望得到他们的称赞和重视。在先主要是用诗，后来因为传奇小说这种形式，文备众体，能够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等多方面的才能，也成了行卷的重要内容。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南宋时赵卫彦的《云麓漫钞》，得到现代学者鲁迅和程千帆先生等人的肯定。但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种看法，主要理由是找不出唐代士人用小说作为行卷的实际例子。如果将行卷之风看做是唐代传奇小说繁荣的重要原因可能不太切合实际，但似亦不能完全否定士人用传奇小说行卷的事实和对小说创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人就注意到了王定保在《唐摭言》卷一二《温卷》条中提到进士纳卷有超过四十轴的，这么大的篇幅，内容当然不会是诗歌，用传奇小说纳卷的可能性确是很大的。^〔12〕

唐代的文学家（包括诗人和散文家）积极参与创作，是传奇小说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元稹、白行简、陈鸿、韩愈、柳宗元等人在诗文创作之余，都曾投身其间。元稹写过《莺莺传》，白行简写过《李娃传》，陈鸿写过《长恨歌传》，都是唐代传奇小说中的名篇；而韩愈写的《毛颖传》，柳宗元写的《河间传》和《李赤传》，虽不能说是纯正的传奇作品，但在整体风貌上是很接近于传奇小说的。他们写作这样的作品，与他们的文学创作观念不无关系。韩愈的《毛颖传》受到张籍的批评，指责这样的作品是“驳杂无实之说”，韩愈在答辩中指出：“夫子（指孔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王不为也。’恶害于为道哉！”（《再答张籍书》）可见这位提倡文以载道的古文家，也是很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的。除了抒写情志和炫耀文采外，既娱人也自娱，也是文士们创作传奇小说的重要原因。

唐代思想比较开放，知识分子言论自由，禁忌较少，也是促成各种创作（当然也包括传奇小说的创作在内）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从唐代传奇小说的一些名篇作者交待素材来源的情况看，文人间常在一起饮酒剧谈，传播异闻，或在一起听说故事，往往成为一些作品创作的契机。

创作的繁荣与创作的内容也分不开。唐代的传奇作家们比之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作者更多地关注现实，因而现实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时时影响着传奇小说的创作内容，如不合理的士族婚姻制度、中唐时期的牛李党争、奸相的专权和昏君的失政，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引起的士人对仕途险恶的忧虑等等，都在传奇创作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鲜活的现实内容更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因此使得作品获得了蓬勃的生命。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传统本身，在于小说创作的历史演进、继承和发展。六朝时期的小说虽然还只是粗陈梗概的形态，但如前所述，不论在叙事、语言和人物描写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这既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又为它的繁荣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从文学的渊源上说，唐代传奇小说的来源有二，一是六朝时期的志怪，二是史传文学。唐代的传奇小说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继承了志怪小说的传统，但却发展得更加丰富、精细、婉转，更富于人情味，也更富于文学色彩；而史传文学则更多的是提供了形式体制和叙事手法，唐代传奇小说中许多作品以“传”为题，为主人公立传，围绕主人公的行事和命运来叙事和组织安排结构等，都显然来自史传文学。唐代的传奇作家在创作观念上扬弃了史家意识，不遵从“信”的原则，而采用虚构和想像来反映生活，但在体制和手法上却接受和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