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牡丹亭》的思想基础和反封建意义
汤显祖一生创作了五个传奇剧本：《紫箫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和《还魂记》（即《牡丹亭》）。《紫箫记》写于早年，仅成三十四出，没有终卷。后来作的《紫钗记》即据《紫箫记》删润而成。后四种因在剧中都写到梦境，故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玉茗堂”为汤显祖的堂名）。
“四梦”的取材，都有前代的小说笔记作依据。《紫钗记》取材于唐代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牡丹亭》取材于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南柯记》取材于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邯郸记》取材于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但这四种剧都不是原作的简单改编，而是经过作者思想上的改造，融进了现实生活的内容，传达出时代的气息。汤显祖在《紫钗记》中改变了小说中李益负心薄义的思想性格和有关情节，将悲剧性的结局，改变为喜剧性的团圆结局，热情地赞颂了霍小玉的“有情痴”和黄衣客的“无名豪”，这显然是寄托了作者的理想的。剧本揭露了卢太尉的专横自私、卑鄙奸诈，也对李益的软弱动摇作了一定的批判，认为这是造成霍小玉悲剧命运的两个主要因素。《南柯记》通过一个名叫淳于棼的人梦境中的种种遭遇，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对朝廷的腐败和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南柯郡的太平景象则体现了作者与黑暗现实相对立的政治理想，但剧中有些地方流为佛教教义的宣讲，在全剧的末尾更表现出一切皆空、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邯郸记》也是通过梦境来反映现实的，内容比《南柯记》较为深刻，带有更为鲜明强烈的揭露意义。卢生飞黄腾达和荒淫无耻的一生，是封建社会中大官僚生活的艺术概括。剧中对科场的腐败、官场中的互相倾轧，统治阶级生活的豪华奢糜等，都作了广泛的揭露，可以说是明代后期黑暗政治的缩影。但剧中通过吕翁度人成仙，将现实社会中种种黑暗和腐败归结为梦幻，也表现出浓重的佛道思想。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得意杰作。他自己曾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12〕的确，无论是从剧本的思想艺术成就来看，还是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在戏剧史上的地位来看，足以使汤显祖成为一个伟大的戏剧家，以至被人用来和同时期英国的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并称的，正是他的不朽的杰作《牡丹亭》。
《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或称《牡丹亭还魂记》，是16世纪末期中国戏剧史上一部描写爱情的杰作。剧本描写了一个奇异动人的爱情故事：南宋初期，南安太守杜宝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叫杜丽娘，视若掌上明珠。杜宝为了按自己的理想和道德观念来培养教育杜丽娘，请来了一个老秀才陈最良做家庭教师，由杜丽娘的丫头春香陪读。严格的闺戒和深闺生活，使得杜丽娘的精神生活十分苦闷。在封建思想很少而又十分活泼调皮的春香的诱使之下，再加上《诗经》中描写爱情的诗篇《关雎》的启发，杜丽娘的青春和爱情开始觉醒。在百花盛开的美丽的春天，杜丽娘到后花园去游玩，十分惊异于春天自然景色的美丽，因春色而更加触发了内心的苦闷。在小睡的一会儿功夫，就在梦中遇到了一个青年书生，这个书生向她折柳求诗，表白对她的爱情，于是两人幽欢相爱。（《惊梦》）醒来后总忘不了那个梦中的情人，再到园中去追寻，却毫无踪迹。（《寻梦》）于是因情而病，因病而亡。死前她对镜自画了一幅小像（《留真》），并题了一首诗，表达了对梦中情人的爱情和思念，托春香在她死后将她的画像埋在花园中的太湖石下，求她母亲将她葬于园中的梅花树下。杜丽娘终于为了她梦中的爱情不能变成现实忧郁而死。此时正值李全作乱，杜宝奉命到扬州做安抚使。杜家走后，按杜丽娘的遗言将她埋葬在花园中的梅花树下，并建造了一座梅花观，由石道姑看守灵柩，又置田产，让陈最良监守。三年后，青年书生柳梦梅到临安赴试，路过南安时得病，由陈最良救至梅花观养病。一天，柳梦梅在园中闲游，偶然发现了杜丽娘的那幅自画像，他看了又看，挂在壁上反复欣赏，竟然对画中人产生了爱情。后来为情所感，杜丽娘的幽魂出现，与柳梦梅幽欢。杜丽娘天天晚上来，鸡鸣前即走。一天晚上，杜丽娘的鬼魂告诉柳梦梅，她就是那个画中人，就是已死的南安太守的女儿，并要求他开墓让她还魂复生。第二天，柳梦梅即与石道姑一起商量，开了墓穴，救活了已经死去三年的杜丽娘。柳梦梅于是和杜丽娘一起带着石道姑到临安去参加考试，并准备到扬州，请求杜丽娘的父母允婚。但这时因李全骚扰淮安，朝廷命杜宝由扬州移镇淮安。在此之前，陈最良发现杜丽娘的坟墓被掘开，石道姑和柳梦梅突然不见，就赴扬州报告盗墓之事。杜夫人和春香因李全之乱前往临安，途中在旅舍中突然巧遇再生的杜丽娘。杜丽娘在柳梦梅考试后，要他带着她的自画像到淮安去打听父亲的消息，并请求允婚。此时，正值杜宝派陈最良设计招降李全成功，淮安解围，安抚使正大摆太平宴。柳梦梅自称是安抚使的女婿，再三请见。安抚使不承认，拒不相见。柳梦梅强行闯入，闹了太平宴，被抓了起来。杜宝在拷问柳梦梅时，发现女儿的那幅自画像，就认定他是一个盗墓贼，将他吊打。柳梦梅再三申明辨白也无济于事。此时考试放榜，柳梦梅状元及第，报喜的人到处找他，最后发现他正被吊打，就将他抢走。后来在皇帝面前辩论，最终辨明了杜丽娘确是死而复生，又经杜丽娘的再三解释，在皇帝的调解命令之下，柳梦梅与杜丽娘终于结为夫妇，以全家大团圆结局。
《牡丹亭》一问世，便风行一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说是“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13〕。当时一些女性读者被它深深地感动，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相传一位名叫俞二娘的年轻女子，因读了《牡丹亭》伤感而死，汤显祖还曾写诗来悼念她。杭州的女演员商小玲，意有所属而情不得通，在演出《牡丹亭》《寻梦》一出时，竟因哀感而当场死在舞台上。扬州一个酷爱《牡丹亭》的女子，临死时遗言要拿《牡丹亭》殉葬。一位多情才女冯小青，爱情婚姻极其不幸，读《牡丹亭》后题诗云：“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可见杜丽娘的形象确实概括了当时许多妇女的不幸命运，表达了她们痛苦的心声。一百多年以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一回，写林黛玉听了悠扬婉转的《牡丹亭》曲词，竟“心动神摇”，“如醉如痴”。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种特殊的形式——通过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一个生活在黑暗王国之中，开始觉醒，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少女的心灵感应，对《牡丹亭》做出了评价。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很高的评价。
时间过去了将近四个世纪，由于时代条件完全不同，剧中所反映的生活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今天的女孩子读《牡丹亭》，当然不可能再唤起如俞二娘、商小玲、冯小青那样五内摧伤的心灵共鸣，也不会有像林黛玉那样撼魄惊心的感受。但《牡丹亭》的全本或单折至今还在不断演出，它仍然能够活在社会主义的舞台上，仍然能够打动人心，对我们具有认识的和审美的价值。
一部充满幻想、描写贵族少女同青年书生爱情关系的剧作，在封建社会里引起了各阶层读者的强烈反响，至今仍然保有它的艺术生命力，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牡丹亭》以青年男女的爱情为题材，却不仅仅以表现男女爱情为目的，它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由梦生情、因情而死、死而复生、终得团圆的曲折过程，歌颂了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执著追求，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残酷和罪恶，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鲜明而强烈的反封建精神，植根于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之中，是《牡丹亭》艺术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牡丹亭》的主题是反封建压迫的，不过这种压迫不是一般的政治压迫，而是理学的、礼教的压迫，是看不见血污的思想上、精神上的压迫。这深刻地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领域里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
对于封建礼教对人的残酷压迫的深刻揭露和批判，表现了《牡丹亭》强烈的反封建精神。这在剧中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表现的。
第一，表现在剧本对女主人公所生活的典型环境作了真实而富于时代特征的艺术描写上。
剧中的男主人公柳梦梅，在第二出《言怀》中即已出场，但在“自报家门”并唱了一番将来要登科发迹的理想之后，即一闪而过，直到第十出《惊梦》才再次出场，在那如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朦胧的梦境中倾诉对杜丽娘的爱情。其间，剧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女主人公杜丽娘的身世、家庭、教养、环境，并揭示出由此而形成的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内心世界。这样的艺术构思和结构安排，表明了剧作者对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亦即剧中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表明了他非常重视爱情同人物思想性格的关系，非常重视人物的思想性格同环境的关系。也即是说，剧作者不只是写了爱情，而且写了爱情是在怎样的环境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揭示出爱情与环境的矛盾。
原来，美丽而苍白的爱情之花，是生长在一个完全不适合、不允许它生长的土壤之中。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爱情。汤显祖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阴暗而又冷酷无情的世界。他描绘出一种与爱情对立而又统一的、不可分割而又极不和谐的时代气氛。很明显，作者写爱情，歌颂爱情，其着意处却在揭露和抨击摧残爱情的封建压迫。这种压迫不同于我们在《窦娥冤》和《水浒传》一类作品中所看见的那种政治压迫，而是思想和精神的压迫，亦即理学的和封建礼教的压迫。精神压迫不像政治压迫那样常常染着可以看得见的血污，但它无所不在，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也渗透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其残忍酷烈，不在常常令人惨不忍睹的政治压迫之下。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作者所写的杜丽娘生活的环境，看看在她周围给予她的生活和思想以巨大影响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
除了男女主人公外，剧中着笔较多的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在剧中是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杜宝是一个正统的封建官僚，他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一套规范，并按照这种规范去要求和塑造自己的女儿。在他的眼里，诗书女红是名门小姐的必修功课。他曾说：“自来淑女，无不知书。”又说：“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训女》）因此他要求杜丽娘读“孔子诗书”，要“略识周公礼数”。他的理想是要将杜丽娘培养成像东汉的班昭和晋朝的谢道韫那样知书识礼的贤淑之女，以便“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杜丽娘在家里延师就学以前，就已经“男女四书”都能成诵了。（《训女》）“知书”是为了“知礼”，是为了培养性情，铸造灵魂。因此，并不是什么书都让女儿读的，他以为：“《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她是个女儿”（《延师》）。所以他请来陈最良时就要他从颂扬“后妃之德”的《诗经》讲起。
杜丽娘那样一个青春年少的姑娘，应该是十分天真活泼的，却被整天关在那个幽闭的闺房里做绣活，不仅与社会隔绝，而且也与充满生机的大自然隔绝，连春天的气息都闻不到一点，甚至刺绣累了在白天打一个盹儿，也被认为有背家规而斥为非礼行为。不仅杜丽娘受到斥责，就是杜夫人也因此而招来一个“娘亲失教”的罪名。仅此一点，就不难想像杜丽娘那样一个贵族小姐，内心世界是多么的狭小、空虚和苦闷。那样娇贵的小姐生活，无异于被软禁，她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温情脉脉的人间活地狱中。这就是后来她游园惊梦的现实基础。游园惊梦是荒诞的，但产生这一梦境的现实基础却是非常真实的。
杜宝请陈最良这样的腐儒做塾师，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使杜丽娘“拘束身心”，而不能“纵她闲游”。所谓“拘束身心”，就是要拿一套封建的礼法教条去束缚和扼杀一个青春少女的心灵和个性，为她设下一个精神的牢笼。且看陈最良对她的一番教训吧：“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这是《礼记·内则》中所规定的古代女子的生活守则。春香说过一句揭露和讽刺的话：“《昔氏贤文》，把人禁杀。”陈最良的教训，恰好成了春香讽刺的最好注脚。（《闺塾》）春香所说的“把人禁杀”，也就是杜宝所说的“拘束身心”，意思完全一样，只是立场不同，说法不同而已。
至于杜丽娘的母亲杜夫人，虽然被杜宝斥责为“纵女闲游”、“娘亲失教”，其实她对杜丽娘的教育和管束，也是极为严格的，而用来管教杜丽娘的也完全是那套封建礼法。她认为一个女孩儿家，“止堪深阁重帘，谁教月榭风檐”（《诘病》）。她认为：“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戏游空冷无人之处”；“女孩儿只合香闺坐，拈花剪朵。问绣窗针指如何？逗工夫一线多。更昼长闲不过，琴书外自有好腾那”（《慈戒》）。这跟杜宝将诗书女红规定为女儿的必修功课，“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训女》）的教训毫无二致。作为一个女性长者，她对女儿的观察和防范更加细微深入，甚至看见女儿裙衩上绣着成双作对的花鸟，也禁不住引起她的骇怪和警惕。她跟杜宝的思想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严父慈母，表现形式上略带一点温情而已。
连白天在闺房里打个盹儿都不许可，春天到花园中去游玩更是严禁的，更何况私下里跟一个青年男子发生爱情，当然被视为大逆不道，绝不允许的了。因此杜丽娘因思念自己梦中理想的情人忧伤而死，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痴情女子得了相思病，实际上是被封建礼教拘束、迫害致死的。正如杜丽娘在《寻梦》一出中所唱的：“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那许许多多对于人的严酷的束缚，可以自由自在地要爱什么就爱什么，生死都可以由自己的心愿决定，那么内心也就没有什么凄楚哀怨了。这种发自内心的怨恨，正是对于杀人不见血的封建礼教的深沉而又强烈的控诉。最顽固的是要数那个身居高位的杜宝，他在女儿死而复生以后，仍然死死守着封建礼教不放，说什么“人间私奔，自有条法”，又认为女儿跟柳梦梅结合不是门当户对，一定要女儿“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圆驾》）。
总之，剧本通过杜丽娘周围人物对她所生活的典型环境作了富于时代特征的艺术描写。汤显祖在我们的面前展现了一个时代，一个已经逝去几百年却不应该被遗忘的时代，一个在理学统治下没有人情味的令人窒息的时代，使我们从中具体地感受到了弥漫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迫人的气压，看到了封建礼教对人（尤其是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是多么的严重。《牡丹亭》并没有着意去从正面展示青年男女的爱情和爱情破坏者之间的直接冲突；但是剧本所揭示的这种环境与人的个性自由、人的正常合理的生存权利之间的冲突，却体现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社会意义，更富于时代色彩。
第二，表现在剧本准确地、符合生活逻辑地刻画出女主人公杜丽娘的思想性格上。
作者是怀着热烈的爱和深深的同情来塑造这个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的。杜丽娘是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中反抗女性的艺术画廊中一个独具异彩的形象，她具有区别于其他同类型人物的独特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这不仅表现在这个形象的时代特征上，而且也表现在与时代条件密不可分的人物的个性特征上。
汤显祖以极大的热情刻画了杜丽娘的反抗性格，赞颂了她执著地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理想的斗争精神。剧本将她塑造成不但是美的，而且是具有思想力量的形象。他不满足于描写杜丽娘的才貌双全和温柔的性格（这仅仅是旧小说戏曲中司空见惯的平庸的大家闺秀），而是着力去揭示杜丽娘的内心世界，揭示她那由特定的环境、身份形成而又跟她的环境、身份很不和谐的灵魂深处的隐秘。作者写她的空虚、寂寞、苦闷，写她对贵族风范家教的不满，写她对“拘束身心”的闺中生活的怨恨，写她对大自然景物的向往和热爱，写她对自由生活和美的憧憬和追求。总之，是写出了一个不安分的反抗的杜丽娘。
她是一个名门闺秀，贵族小姐，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尽管她向往着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主要是精神生活），执著地追求自由幸福，她也有怨恨、有不满、有反抗，但封建礼教却在她的思想性格中投下了阴影，严重地束缚着她的思想和行为。作者一方面怀着极大的热情刻画她的反抗性格，歌颂她追求爱情和自由幸福的斗争精神，同时又非常真实地写出了她在特殊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当春香向她露泄一点春光，告诉她在她的身边就有一个后花园，那里有“流觞曲水”和“名花异草”时，她竟失声发出如此的惊叹：“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闺塾》）游园伤春是惊梦幻境产生的现实基础。出于一种萌发于深心却是强烈而不可压抑的对于封建礼教的不满，她无限向往那生气盎然的三春好景。杜丽娘不同于头脑僵化的杜宝，也不同于心如死灰的陈最良，她的内心含蕴着对生活的执著的爱，因此在杜宝和陈最良看来是宣扬后妃之德的《诗经》中的《关雎》，却意外地“讲动”了杜丽娘的“情肠”，唤醒了她蛰伏的青春。
花园中迷人的春色跃动着生命的活力，清新的空气一下子注入了这个自幼为封建礼教窒息的贵族少女的心灵：“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她发现了一个诱人的新的世界，惊喜之余又不禁发出哀叹：“春呵，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惊梦》）作者脉络分明、极有分寸地写出了杜丽娘青春的觉醒和朦胧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在封建礼教的严酷拘禁下，她几乎与世隔绝，连白天打个盹儿都要受到严厉的斥责，可是她竟然背着父母偷偷地去游园，不仅游园而且伤春，以至于惊梦，与一个青年男子发生爱情，这实在是无视礼法、大逆不道的行为。毫无疑问，在不适宜、不容许生长爱情的土壤里偏偏要萌生爱情，这种对正常人生活的自然而又合理的向往与渴求，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蔑视和反抗。它表明人的青春和生命是富于活力的，礼教的压迫纵然十分严重酷烈，也并不那么轻易地就会被埋葬和扼杀。生活在中国十六世纪黑暗王国之中而不甘沦亡的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心声，在汤显祖的笔下，由一位被春天唤醒了青春的贵族小姐的口中呼喊了出来：“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这是杜丽娘对自由生活的憧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杜丽娘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喊，虽然凄苦哀怨，却深沉有力。在这里，人们清晰地听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的回响。杜丽娘形象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和激动人心的思想力量，主要就在于此。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杜丽娘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是大胆的，从她跟柳梦梅爱情关系发展的曲折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坚韧的，但却缺乏一种明快爽朗的色调。从她的反抗行动和反抗性格中，我们分明地看到那个令人压抑的、不自由的时代在杜丽娘的思想性格中投下的暗影。作者虽然在剧中采用大胆想像的艺术手段，但他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和刻画，却是严格地符合于历史真实的，是现实主义的。人物不能超越历史而存在、活动；现代的读者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和标准理解、看待和要求杜丽娘的反抗精神。
杜丽娘是一个热情大胆的反抗女性，但她同时又是一个生活于理学统治下的中世纪的贵族妇女。她不能脱离她的时代，也不能脱离她的阶级。她的反抗采取了不同于他人的形式，带有为她所独具的特征。她在反抗道路上的每一个行动，几乎都拖带并幌动着那副沉重的精神镣铐。非常熟悉又非常爱护杜丽娘的贴身丫头春香，在《肃苑》一出中，曾这样评说她的小姐：“看他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娇羞，老成尊重。”春香不愧为杜丽娘的贴身丫头，她对这位贵族小姐思想性格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特别与春香那种大胆、爽朗、率直的性格相对比，封建礼教对杜丽娘的束缚就看得非常清楚。比如在《闺塾》一出中，她们因为进馆迟了，招来了陈最良的一顿训斥，教育她们：“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对此杜丽娘和春香都一样不满，但杜丽娘只是恭谨地说：“以后不敢了。”春香却是针锋相对地投以大胆的嘲讽：“知道了。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上书。”一个含蓄、软弱，一个直率、尖刻。又如两个人对陈最良解诗也都是一样不满的，春香是打趣、嘲笑，说什么“衙中一斑鸠被小姐放了，一飞飞到了何知州的家里”。杜丽娘则温驯而含蓄，只轻言细语地说那么一句：“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春香骂陈最良为“村老牛，痴老狗”，她却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教条来训斥她。她明明跟春香一样厌倦那枯燥的读书生活，向往着那“花明柳绿”的美好春光，却在陈最良恼怒时矫揉作态，斥责春香为“死丫头”，训诫她“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甚至居然要拿“夫人堂上那些家法”来吓唬她，俨然是一个卫道者的面孔。可等到老师一走，她却又迫不及待地问：“花园在哪里？”听春香说景致十分美妙以后，就惊叹“原来有这等一个所在”，压抑不住内心的向往之情。（《闺塾》）春香见她受爱情诗《关雎》的启发，青春有所觉醒，就有意挑逗她，问她读书困闷了如何消遣时，她是“一会沉吟，逡巡而起”。心有所向往而口不愿说，不敢说。待春香直说“到后花园走走”时，她竟然娇骂一声：“死丫头，老爷闻知怎好？”春香提醒她“老爷下乡，有几日了”，她于是“低回不语者久之，方才取回历书选看”游园的佳日良辰。这一切，都精细入微地揭示了杜丽娘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准确地刻画了一个有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却又承受着过重的精神压力的贵族小姐的思想性格。看她半推半就，羞羞答答，忸忸怩怩，含蓄而近于矜持，娇羞而近于懦弱。她在反封建的道路上前进着，却又步履维艰，受到无形的精神枷锁的严重束缚。这就是杜丽娘独具个性的反抗与追求。她有怨恨，有不满，她在追求光明与自由，然而每迈出一步都是那样的沉重与困难。
青春的觉醒和爱情的追求，总是跟思想上种种封建礼教的束缚相抵触，构成了杜丽娘内心深刻的矛盾和苦闷。但她毕竟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她以一个长期被禁锢的娇弱孤寂之身，敢于冲破牢笼，进入到一个春光明媚的世界，主动大胆地去追求被人间长久遗弃了的幸福。更可贵的是，杜丽娘在不断的追求和反抗中，逐渐地克服着内心的矛盾，挣脱封建礼教在她身上的枷锁。
歌颂杜丽娘反抗封建礼教，却又处处写她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回避自幼的家庭教养打在她身上的鲜明烙印。这样写，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通过这个没有被简单化的血肉丰满而又富于时代感的艺术形象，读者更能感受到封建礼教的罪恶。对于杜丽娘思想性格的这种严格地符合于现实主义原则的刻画，应该说是《牡丹亭》在思想艺术创造上的一个杰出成就。
第三，表现在杜丽娘和柳梦梅爱情产生和发展的曲折过程及其表现的特殊形式上。
封建社会中的妇女很少有同男子接触的机会，因而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就成为封建社会中一种常见的形式。但是杜丽娘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却连一见钟情的机会也没有。在她的身边，除了顽固的杜宝和迂腐的陈最良以外，她没有跟异性接触的任何机会。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更为特殊的形式——未见即相爱，梦中相爱。梦中相爱毕竟是虚幻的，不能变成现实；于是因爱而病，因病而死；而死后又因爱情的执著深沉无法化解竟又死而复生，最后经过种种曲折和磨难才得以实现美满的结合。
从艺术表现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幻想的形式，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但艺术表现又不仅仅是一种方法的问题，采用何种手法，都与作者的思想有关，与现实和艺术的关系有关。就《牡丹亭》来说，它采用一种超现实的幻想形式来表现生活，仍然是植根于现实，并且为现实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杜丽娘在梦中和死后的幽魂与柳梦梅相爱时，是那样的大胆、主动，而一旦复生，柳梦梅要求她“便好今宵成配偶”时，她却板起面孔，搬出那套陈腐的“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来，说什么“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一回到现实世界，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就又重新套到了她的身上。梦中和冥界的自由，正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不自由，而且也更能衬托出现实世界的不自由。这一点，柳梦梅的感受是很深切的，在《冥誓》一出中，他对杜丽娘的鬼魂唱道：“叹书生何幸遇仙提揭，比人间更志诚亲切。”他们的爱情追求和爱情的实现，都是在梦中、冥界，亦即在超人间、超现实的世界里产生的，这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有力的否定和批判。
我们在分析和评论《牡丹亭》的反封建意义时，不能不触及到汤显祖创作这个剧本的思想基础。前面说过，汤显祖是反对程朱理学的。他提倡人要有真性情，而反对假道学。他将人自然具有的真实的“情”和道学家提倡的虚伪的“理”对立起来，以“情”来否定“理”，强烈地反对道学家的禁欲主义。有人劝他讲学，他回答说：“诸公所拘者性，仆所言者情也。”〔14〕他赞同达观的观点：“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并称赞这是令他“神气顿王”的“一刀两断语”〔15〕。“情”“理”对立，以“情”反“理”，这就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思想基础。
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必然在他的作品中提供前代作家所没有或很少提供过的东西，也即是提供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新的思想。应该说，《牡丹亭》在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时，并没有突破古典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和郎才女貌的窠臼，但它也表现了新的因素和新的特色，这就是作者突出地描写并满腔热情地歌颂的那个“情”字。在剧中，“情”是作“理”的对立面而出现和被强调的。在《冥誓》一出中，柳梦梅问杜丽娘的幽魂：“因何错爱小生至此？”杜丽娘先是说：“爱的你一品人才。”然后又说他“情倾意惬”，“看上你年少多情，迤逗俺睡魂难贴”。杜丽娘对柳梦梅也表现出真挚深厚的“情”，这情被作者赋予异乎寻常的神奇力量，它可以超越生死，用杜丽娘的话来说是：“前日为柳郎而死，今日为柳郎而生。”亦如她的幽魂所唱：“生生死死为情多”（《魂游》）；“死里淘生情似海”（《婚走》）。作者极力地渲染和热情地歌颂的，就是这个“情”字，在这一点上作者是非常自觉的。他在剧本的《题辞》中说：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所热情肯定和歌颂的，就是这样一种主人公为之生，为之死，出生入死，起死回生的天下之“至情”。这种“至情”，正是《牡丹亭》所提供给我们的带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这种“至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做“爱情至上”。“爱情至上”在今天值不得提倡，但在理学统治的时代，在“爱情至下”的时代，歌颂这种天下之至情，歌颂“爱情至上”，就具有进步意义。《牡丹亭》反封建主题的进步意义，并不在于表现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要求（实际上剧本中的杜丽娘仍然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在于热情地歌颂这种超越生死的男女之间的至情。《牡丹亭》上演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在青年男女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就是因为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时代的精神。
当然《牡丹亭》也还存在一些思想局限。一是宿命论的观念。剧中几次点明，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是命中注定的，是前世姻缘。《惊梦》一出二人幽欢时，作者特意安排了花神的保护，就是因为两个人“后日有姻缘之分”。《冥判》一出，写冥府里的判官在《断肠簿》上查出杜丽娘命中注定“有此伤心之事”，又从《婚姻簿》上查出柳梦梅将来是个新科状元，他和杜丽娘“前系幽欢，后成婚配”。《幽媾》一出写杜丽娘的幽魂看到柳梦梅在她那幅画像上和诗并题名时，就感叹道：“梅边，柳边，岂非前定乎？”强调命中注定，作者的本意是为男女主人公的最终团聚找到一个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合理的基础，可是其结果却与作者的愿望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和冲淡了主人公的反封建斗争意义。
二是剧中表现了追求功名富贵和夫荣妻贵的庸俗思想。第二出《言怀》，失意书生柳梦梅一出场就表露出他的生活理想：“能凿壁，会悬梁，偷天妙手绣文章。必须砍得蟾宫桂，始信人间玉斧长。”在《写真》一出中，杜丽娘在自画像上题诗，其中两句是：“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她将爱情的实现寄托在折桂之夫的身上。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作者除了在幻想中让他笔下的主人公获得爱情幸福之外，在现实生活中，他如想要他们最后实现美满的结合，也只能让柳梦梅高中，并在夫贵妻荣的条件下，由皇帝调解、撮合实现大团圆，也即是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承认一条路。舍此，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不过主人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追求功名富贵的庸俗气息，今天的读者和观众，总感到有一些不太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