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汤显祖的时代、生平和思想

在文学艺术史上，任何一部杰作的产生，除了作家、艺术家本人的条件（包括天才的条件）以外，还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时代条件。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是时代的儿子，而他精心结撰的作品，则是属于历史的。

就思想统治的严酷而论，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王朝，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宋明时期的理学，从朱熹到王守仁，都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将封建伦理纲常神圣化、神秘化，成为加在广大人民（尤其是妇女）身上的精神桎梏。人欲——人的自然的、合理的生活或生存的要求，人的原本是充满生机的个性，在长时期中遭到蔑视、窒息和摧残。但在明中叶以后，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了细微而缓慢的变化，由于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的因素。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不仅出现了反封建压迫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市民斗争，而且在思想上产生了新的民主要求。以泰州人王艮为代表的左派王学（又称“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肯定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的要求和活动都是合理的，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神圣的高不可攀的圣人之道。这种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稍后的李贽发挥了王艮思想中积极的一面，批判宋明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尤其对所谓假道学深恶痛绝，进行猛烈攻击，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之尤”。在这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的中国剧坛上，出现了一位反映出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他生活于大黑暗的时代，却敏锐地感受到新的时代气息；他诅咒黑暗，呼唤光明，赞颂美，他为长期被窒息的人欲的复苏和人的个性的发展而呼号。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喜读书，善作文。他为人耿直正派，不肯为换取个人飞黄腾达的前途去趋附权贵。1570年（21岁）时考中举人。当时权势很大的宰相张居正，因看到汤显祖才名很高，就想笼络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这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极好的进身机会，但汤显祖却加以拒绝，因而得罪了位高权重的首辅大臣。因此，他后来多次赴京考进士都未考中，直到1583年（34岁）时（此时张居正已死），再一次参加考试，才以第三甲第211名赐同进士出身。1584年（35岁），辅臣申时行和张四维又慕名来结纳，他又宁愿失掉考选庶吉士而进升为内阁大臣的机会，再次加以拒绝，结果到南京太常寺做了一个博士。1589年（40岁）才升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他生活的明中后期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一个政治十分黑暗腐败的时代。皇帝骄奢淫逸，崇信道教，服药求仙；一些朝廷大臣专权，为非作歹，贪官污吏大量搜刮人民的钱财，人民生活极其贫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市民暴动和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汤显祖对黑暗政治十分不满，心中充满愤慨之情。他和早期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人都是政治上的好友，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和批评的态度都是相近的。

汤显祖官位不高，又比较关心人民，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人民的生活。1587年至1588年，江南大饥之后继以大疫，人民流徙沟壑，而救灾者却在大饱私囊之后得到升迁。1590年，青海火落赤部来犯，临洮总兵官刘承嗣兵败失事，为主和的首辅申时行所庇护。由于汤显祖仗义执言，敢于批评朝政，被人称为“狂奴”。1591年（42岁），他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直言不讳地揭露了辅臣专权、政治黑暗的情况，得罪了权相申时行，因此被贬到边荒之地的广东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任典史的小官。1593年（44岁）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五年，比较关心和接近人民，做了不少为人所称道的好事，如压抑豪强、驱除虎害、建立相圃书院和尊经阁、除夕放囚犯回家和家人团聚等。出于对黑暗政治的强烈不满，1598年（49岁），愤然辞官回到家乡临川。不朽的杰作《牡丹亭》即创作于这一年。归家后三年，被当权者以“浮躁”之名追论罢职。此后就在家乡临川过着闲居生活，主要是读书、创作和进行戏剧活动。由于《牡丹亭》的风行于世，加上他既从事戏曲创作，又亲自参加导演，便成为蓬勃发展的江西戏曲界的领袖人物。

汤显祖所生活的时期，正是思想领域内掀起以王艮和李卓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反对程朱理学斗争的时期。他明显地受到“泰州学派”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的老师罗汝芳就是左派王学的进步思想家，是王艮的三传弟子。他13岁即从罗汝芳游，中年时又在南京跟罗讨论过学问。他诗文中提到的明德先生即指罗汝芳。他对李卓吾非常佩服和崇拜，称其为“畸人”，并托朋友殷勤求访刚刚刊行的《焚书》。^〔4〕。他还跟当时有名的禅师紫柏和尚交好。紫柏又叫达观、可上人，是以禅宗来反对和批判程朱理学的一位思想家。汤显祖有一个佛号叫寸虚，就是达观赐给他的。他在《答邹宾川》书中曾说：“弟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可上人。”^〔5〕可见这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李贽和紫柏都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异端”，并遭迫害，先后被囚禁而死于狱中。汤显祖怀着深切的同情，为他们写过悼诗。^〔6〕

汤显祖的“至情”论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受到这些思想家的影响而产生的。其核心是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性和人的个性的抹杀与摧残。他认为人是有情的，人生也是有情的人生；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都是有情的。他提倡人要有真性情，而反对假道学。他将人自然具有的真情与道学家提倡的“理”对立起来，以情来反对“理”，反对道学家的禁欲主义。至情论就是他创作《牡丹亭》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同时也受到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早在南京做官时他就开始读佛家和道家的书，而且多和道士和尚交往，作方外游，这也被封建士大夫视为异端。他对佛学用力尤多，30岁时曾在南京清凉寺设坛讲经，又曾为《蜀大藏经》和《五灯会元》作序。晚年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如爱子的夭折），因而佛家和道家的出世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在他的戏剧和诗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要正确地认识汤显祖《牡丹亭》的思想艺术特色，还应该了解他有关戏剧创作的思想。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观，鲜明地表现在当时剧坛上所谓吴江派与临川派之争中。万历以后，剧坛上由于昆山腔的兴盛和广泛流传，作家作品日益繁多，便产生了不同的戏剧流派，其中影响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因为沈是江苏吴江人）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汤是江西临川人）。这两派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沈璟精于音律，强调剧作要协律守法，认为连一个字也不能违背音律；而汤显祖则崇尚意趣，主张音律形式要服从于内容，服从于意趣。王骥德《曲律》中曾精要地概括过这两派的差别和对立：

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三尺即法的代称），不欲令一字乖律（违背声律的要求），而毫锋（笔）殊拙（非常低下平庸）；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这里指文采）之工，几与天孙（织女星）争巧，而屈曲聱牙（曲折拗口），多令歌者咋舌。^〔7〕

沈璟有一些非常极端的意见，如他说：“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8〕又说：“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据传，沈璟曾嫌汤显祖的《还魂记》（即《牡丹亭》）不协律，取而改其字句不协律者，吕玉绳（汤之同年友，《曲品》一书的作者吕天成的父亲）给汤显祖看，汤非常不高兴地复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9〕但汤显祖实际上并不是不懂音律，也不是不注意音律，他只是不为音律所束缚，正如有人评论苏轼词作那样，是为曲子所缚不住者，他只是强调音律要服从于作品的内容。他曾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10〕吴江派强调曲文应该协律不是没有道理，但强调到文不成句、内容无人欣赏也在所不惜，那就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了。明代人认为汤显祖的剧作不守法，不协律，只是由于天才很高，才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实际上汤显祖的创作成就并不在他的天才，而主要在于他强调和重视思想内容和追求意趣的创作思想。

吴江派创作成就不高。沈璟本人创作传奇十七种，总称《属玉堂传奇十七种》，今存七种。其中写水浒英雄武松的《义侠记》较有影响，但剧中武松的忠君思想也很严重，其他作品大多是形式主义的，且露骨地宣扬了封建伦理观念和宿命论思想。与吴江派相反，临川派在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汤显祖所作的五种传奇剧本全部流传至今。郑振铎先生称汤显祖为“传奇黄金时代的一位最好的代表”，并说：“他只是一位不声不响，自守其所信的孤高的作家。他不提倡什么，他不宣传什么，他也不要领导着什么人走。他只是埋头的尽心尽意的创作着。然而他的晶莹的天才，立刻便为时人所认识，他的影响立刻便扩大起来——那么伟大的影响，大约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11〕汤显祖的巨大影响，主要来自他的作品，来自他创作的实绩。

汤显祖除了五种传奇作品外，还有大量的诗文、辞赋、书札等，在当时也颇负盛名。今存诗集《红线逸草》、《问棘邮草》和《玉茗堂集》（诗、文、赋合集），今人徐朔方汇集为《汤显祖诗文集》，并为笺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