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关于他的名和字的取意，其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惊姜（指临盆）之夕，长庚（太白金星）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1〕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出生于四川绵州彰明县之青莲乡，即今四川省江油县；二是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唐时属安西大都护府，在今之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三是出生于长安。^〔2〕现在学术界认为出生于碎叶的比较多。按出生于碎叶说，李白大约五岁时随父亲到了四川。父亲李客生平事迹不详，“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李白青壮年时期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好，轻财好施，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3〕有人因此推测，他可能是一个富商家庭出身，但无确证。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可见他是生活于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广泛地学习各种书籍，并勤习写作。他自幼还好游侠，习剑术，喜欢与道士交往，追求隐居和求仙学道。

李白一生的生活，大概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一、蜀中时期（705—726）。

李白少年时曾在家乡的大匡山隐居读书数年。杜甫《不见》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描写过这段隐居生活的情况，飘逸出尘，有神仙之气：

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

他跟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赵蕤是很好的朋友。赵蕤任侠有奇气，善为纵横学，著有《长短经》，喜谈王霸之术。李白从他学习一年多，受到他思想的影响。李白在政治上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少时又喜欢任侠击剑，传说他还曾“手刃数人”（见魏颢《李翰林集序》），这些都可能与赵蕤的影响有关。

李白少年时的文章辞赋就显露出杰出的才华，他也因此而极为自负：“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其二）他21岁时，曾将自己的诗文交给当时的益州（今成都）大都督府长史苏頲请教，苏頲非常赞赏，对他的下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

20岁以后的几年，他出游蜀中各地，到了成都，游历了青城山、峨眉山。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开阔了他的眼界、胸襟，培养起了他热情奔放、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思想性格。同时，在青年时期也就开始形成了他思想的基本矛盾：即一方面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另一方面，又想要求仙学道，过隐居生活。不过总的看来，在他的人生追求中，事功思想还是主要的。

在蜀中生活了二十多年，留下的诗歌却不太多，今天可以考定的只有十来首，且都是格律诗。李白后来作诗是不受格律束缚的，他诗歌创作的成就，主要在五、七言古诗和乐府方面。推想起来，他学诗可能是从格律入手，而后才加以突破，自由地抒发自己的狂放性格的。

二、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时期（726—742）。

这一时期，李白游览名山大川，广泛地结识各种人物，希求有人推荐，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同时也增加了对社会生活的了解。

开元十四年（726），26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这次出蜀以后，除了晚年流放时经过长江边上的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以外，诗人就再也没有回到四川去过了。但李白对四川有着极深厚的感情，他是把蜀中看作是自己的故乡的。他在《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一诗中写道：“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司马相如的琴台和扬雄的故宅，都在四川的成都，忆故人即是忆故乡。又著名的《静夜思》云：“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言明白如话，却情真意切，十分感人。

李白是经由南路从三峡出蜀的。他先后游历了江陵（湖北）、洞庭湖（湖南）、江夏（湖北）、庐山（江西）、金陵（江苏）以及扬州、吴郡、会稽（今苏州、绍兴一带），后又回到湖北的云梦（湖北安陆）。然后以安陆为中心，在今天的湖北、河南、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漫游。他在安陆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那里住了十年左右。35岁以后，迁家任城（今山东济宁县）。

李白漫游的目的，一是纵情山水，二是要寻求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这后一方面是更为重要的。他在漫游中同各种人物交结，建立联系，希望得到别人的赏识和推荐，同时又想以清高、隐居学道来建立声誉，走“终南捷径”，达到隐居求仕的目的。他在后来（开元二十二年，743）所写的《与韩荆州书》中，对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希望干谒权贵以进的心理，作过很直白的表述：“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可见干谒权贵以求仕，这是他在长时期中的不懈追求。

就在这次游历中，他在江陵会见了道士马承祯，还赠送自己的诗文向马请教。马承祯是很受皇帝宠幸的道士，在政治上很有影响，李白交结他的目的显而易见。他受到了马承祯的热情赞扬，称赏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对此是十分重视和高兴的，曾作《大鹏赋》来表现当时的情形和他内心的喜悦。值得注意的是，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曾从马承祯学道，李白后来与玉贞公主的交往，很可能跟马承祯有一定关系。但他干谒求仕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他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很失望地写道：“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

关于李白几次去长安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现在有较多的材料表明，李白除在天宝元年（742）秋至天宝三年（744）春这次入京之外，早在开元十八年（730）的夏秋之交就曾第一次入京。他这次入京后隐居于终南山，曾在玉贞公主的别馆做客。第二年的秋天西游邠州（今陕西邠县）、坊州（今陕西黄陵县），开元二十年（732）春又返回终南山，到五月才离开长安。^〔4〕这次到长安，得到了著名诗人贺知章的赏识。贺知章看了他写的《蜀道难》后大加赞扬，称他为“谪仙”。但当时很有权势的驸马都尉张垍（宰相张说之子）却成了他走向仕途的阻碍，李白本来很想借重于他的，却因他瞧不起李白而不肯引见。于是便离开长安，经邠、坊等地而回到安陆。他曾在一首诗中抒发了当时求仕无门的愁苦心情：“长风入短袂，两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摧残槛中虎，羁绁鞲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无比失望，却仍然怀着腾风搏击的壮心。以后又在湖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漫游，结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著名诗人孟浩然，登泰山，又南下寓居安徽南陵。

自726年出蜀漫游，足迹遍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许多地方，一直到天宝元年（742），历时十六年，为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以任侠、隐居、求仙访道、干谒州郡长官等方式，广泛地交游各种人物。目的虽未能实现，却因此而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写出了不少思想艺术都极为出色的作品，因而诗名大震，誉满天下，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他尔后的应诏入京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三、长安时期（742—744）。

天宝元年（742），由于玉贞公主的推荐，加上他的诗名甚大而为玄宗所重，李白应诏至长安，供奉翰林。^〔5〕据李阳冰《草堂集序》的记载，他受到玄宗极高的礼遇：“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在李白的一生中，得到皇帝如此恩遇，真可谓是青云直上了，对此李白也一度十分陶醉。他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春风得意的心情，溢于言表。

但是作为一个替皇帝起草文件的文学侍从之臣，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个宫廷里的御用文人，并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政治才干，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加上不久就受到朝中权贵如高力士、张垍等人的谗毁，天宝三年（744）便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

长安时期的这段生活，三个年头实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论从他的生活还是从心境上看，都是大起大落，很不平静的。不仅因个人遭谗毁而使他感到愤慨，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唐玄宗沉迷声色，信用权奸李林甫等，朝政极其腐败黑暗，觉察到了唐王朝暗伏的政治危机。这段时间，他除了写作一些表现宫廷生活，为唐玄宗歌功颂德的作品外，还带着愤激的心情写作了不少揭露社会黑暗的优秀诗篇，如《古风》59首中的一部分作品，以及《行路难》、《梁甫吟》等。由于政治上的失望，退隐思想也便随之抬头。他入京时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充满了欢乐、希望和自信；结果却是“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留别广陵诸公》），“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满怀悲愤和失望而离去。

四、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时期（744—755）。

从天宝三载到天宝十四载，共11年，李白又漫游各地，包括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东鲁的兖州（今山东兖州）是他寓居之地，汴州的梁园（今河南开封）是他游历常经之地，是他这个时期漫游的中心。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天宝三年（744）在洛阳与杜甫的相识，后来又与另一位著名诗人高适相会。李白与杜甫相随交游的时间虽然并不长，别后又没有再相聚的机会，但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一诗中，曾这样描绘过他们之间的感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历下（今山东济南）、汴州（今河南开封）等地，情志契合，十分惬意。杜甫曾写诗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遣怀》）

这个时期，李白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生活，写了一些表现下层劳动人民（如矿工、渔家等）生活的诗歌，如组诗《秋浦歌》等。他一方面以坚持不屈服的反抗态度对待那些当朝权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另一方面则在诗酒和求仙访道中寄托自己内心的悲愤。他在各地漫游中，写出了不少歌颂祖国壮美河山的风景诗，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五、安史之乱及被流放时期（755—762）。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他对这次由于动乱而造成的国家的破败和人民的痛苦，感到十分悲痛。他的《西上莲花峰》诗，具体地描写了豺狼横行，人民流血的战乱惨状。756年11月，永王璘（唐肃宗李亨之弟，时任江陵郡大都督及山南东道等四道节度使）奉玄宗诏出兵东南，由江陵引舟师东下。757年正月，永王过庐山时，多次邀请正隐居于庐山的李白加入幕府，李白是出于爱国热情，为了消灭叛乱而接受邀请的，但心中也不无顾忌。他在《与贾少公书》中曾说：“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但当时已即帝位的肃宗怕永王势力壮大后威胁到自己，便以叛乱之名进行讨伐。永王败，李白因从永王幕而获罪，先下浔阳（今江西九江）狱，后又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759年行至巫山，遇赦放还，至江夏，又往浔阳、金陵等地。761年，当时李白已经61岁，听说太尉李光弼率兵百万东征史朝义，他即由当涂北上，准备参加战斗，后因病而止。762年，李白病逝于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

他在这时期写的《门有车马客行》，以悲愤的心情，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叹我万里游，飘飖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他的绝笔诗《临终歌》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可见，这位胸怀壮志而怀才不遇的大诗人，是带着极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

李白从小“观百家”，他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是诸家思想的杂糅。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家和道教两家的思想。

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曾明确地表达过他所抱的是一种传统儒家积极的人生态度：“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不过，他既瞧不起死守章句的儒生，也不完全是以出仕来谋取个人的荣华富贵为目的，而主要是在“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实现以后，就功成身退，过一种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这种理想他曾多次表达：“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

神仙道教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不可低估。他从小就求仙访道，炼丹服药。在《感兴》诗中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他还是一个正式受过道箓的道士。他甚至在赠和尚的诗中这样说：“何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赠僧崖公》）据有人统计，在他近千首诗中，涉及神仙道教的就有一百多首。陈沆《诗比兴笺》也曾指出：“《古风》五十九章，涉仙居半。”对神仙生活他是深深仰慕的：“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粲然启玉齿，授以炼药说。铭骨传其语，竦身已电灭。仰望不可及，苍然五情热。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古风》其五）但李白又并不想也不可能真正超尘出世，成为神仙中人。他还是时时关心现实，关心时政，关心人民的。他出入儒道，而儒道思想的消长起伏，又与他人生遭际的穷达相关联。在《早秋赠裴十七仲堪》一诗中，他写道：“明主倘见收，烟霄路非赊。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说明他在政治上失意之时，就回归到道教中来，寻找精神寄托。虽然如此，他的人生的立足点，仍然是积极的入世思想，执著地追求建功立业。这在前引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表现得非常鲜明。文中描绘了一个飘飘然有仙气的李白：“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似乎就要飞升上天了，可接着“仰天长吁”一转，大呼曰：“吾未可去也。”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用世之心不可泯灭，“事君之道”不成，他是不可能真正成为“方丈蓬莱之人”的。《古风》其十九最为典型，诗本写游仙，而终于俯视现实：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此诗有人视为游仙之作，也有人认为是安禄山叛乱的纪实之作，其实都是，又都不全是。诗的前半写游仙，后半写现实，有游仙之想，而终不能离开现实，这充分地反映了充满矛盾的李白的思想实际。

又《古风》其二十六云：

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秀色空绝世，馨香谁为传？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

这是一首用比兴手法写出的言志之作。以碧荷作比，表达了自己有绝世之秀色而不为世所知，因老之将至仍不见用而产生的感伤情绪。末二句情见乎辞，表现了他终不能忘情于朝廷，企盼为君所用的执著情怀。

综观李白的一生，他没有放弃过学道求仙，也没有放弃过追求事功的抱负。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实则可以互补。

此外，李白还受到纵横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年轻时的朋友蜀中的赵蕤就是一个纵横家，他本人自幼任侠击剑，颇有纵横家的气概。佛教思想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在他的晚年，他曾写过一些与僧人居士赠答和谈佛理的作品，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佛教徒。

总体看来，儒家和道教思想对李白的影响是主要的。他自由不拘的性格和任性逍遥的情怀，主要来自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影响，而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则主要植根于儒家的用世精神。

读李白的诗，使我们常常想到陶渊明。的确，在思想性格、人生追求和人格魅力上，李白与陶渊明确有不少相同之处。在追求自由、任真自得上，李白与陶渊明是非常相似的。他的《山中与幽人对酌》诗，有“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之句，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其性情之直率，面对权贵时的铮铮傲骨，都令人联想到陶渊明，甚至连表达思想时的用语也十分相似。但李白与陶渊明又有不同之处。陶渊明在一生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中，最后选择了归隐，安然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而在李白那里，出仕与隐居并不是完全矛盾的，两者相反相成而能互补，隐居甚至可以成为求仕的手段，而一生经过多次的挫折，出仕之心仍然坚定不移，最终是因事功不成而带着极大的遗憾离开人世。这种不同，源于两位诗人不同的时代背景，也源于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和思想志趣，但都表现出动人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