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电视专题片的发展
(一)发展阶段界定
1. 报道与社教阶段:1958—1978年
视是各艺术门类中最为年轻的一种,中国电视于1958年5月1日试播,呼号为“北京电视台”,并于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电视节目从技术到艺术远未成熟,更多是从邻近的广播、报纸、通讯社、新闻纪录电影和戏剧(舞台剧)、电影(故事片)那里学习、借鉴和模仿。如在影像上模仿纪录电影(“新影体”);在文字风格上模仿《人民日报》(“人民体”);在播报方式上模仿人民广播(“广播体”);在报道体裁上则模仿的是新华通讯社(“新华体”)……在传媒系统当中,电视像是新闻纪录电影的缩小版,人民日报的影像版,人民广播的图象版,新华通讯社的精简版;在艺术系统中,电视则更多从戏剧(舞台剧)、电影(故事片)那里直接借鉴、吸纳内容、样态与方式,不少电视节目被观众视为“小戏剧”、“小电影”。
“早期北京电视台的摄制人员大都来自‘新影’厂和‘八一’厂,……在观念和实践方面都深深影响了早期中国电视的电视新闻,……创作手法如出一辙。”“早期电视新闻节目的形态有图片报道、电视新闻片以及口播新闻。” 这些新闻节目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图片加解说,如图片报道,“是电视新闻节目的一种形式。采用的图片大多来自新华社,在摄像处理的同时加配解说词”;二是新闻纪录片加解说,如电视新闻片,北京电视台设立的固定栏目《电视新闻》,主要播放的就是这种节目类型;三是口播广播稿,即口播新闻,这些稿件主要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由沈力播报的《简明新闻》。
1958年电视节目开播,第一部算得上完整的电视专题节目诞生于1958年国庆,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这时期的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栏目,内容主要是报道和社教,栏目内容与形式不固定。
“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背景下的中国电视,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宣传工具。”,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电视的内容生产,主要围绕党和政府的每个阶段的中心工作,来组织、开展宣传,承担的是“宣传教化”功能,扮演着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突出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要求。导向正确、领导满意是节目质量、宣传效果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一阶段电视节目创新更多地体现在借鉴、模仿的“杂交”,因此,一些节目呈现出“四不像”状态,如“电视片”既有故事性,也有新闻纪实性,其解说词既不像传统新闻报道,也不像传统文学样式,而显现出“别样”的形貌,《收租院》就是此一阶段电视节目创新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作品。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中国电视节目体现出以导向正确、领导满意、凸显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宣传品”特质,在节目创新方面,主要体现为借鉴、模仿其他历史积累较长、较厚的传媒样式与艺术样式,尚未形成自己鲜明独立的传媒特征与艺术特征。当然,借鉴、模仿常常是创新的第一步,这一时期在借鉴、模仿中的一些探索也已显现出一些具有突破可能的新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影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记录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历史重大关头和共和国的新闻焦点。比如《伟大的土地改革》、《第一辆汽车》、《鞍钢在建设中》、《长江大桥》、《通往拉萨的幸福之路》等等。这一时期,最遗憾的是对日常生活一如既往的忽略,民生状态的影像资料几乎没有。从1958年大跃进劫难始,影像记录开始严重缺席。严重的天灾人祸几乎无一记录。除了到处热火朝天的炼钢景象和放卫星的新闻,背后的日常生活皆看不见。在2005年,回顾中国电影走过百年的时候。《中国影像百年年鉴》特别对《新闻简报》给了一次难忘的回忆。其中评价,“《新闻简报》造成了一种中国纪录片的修辞形式和言语形式。它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觉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国家偶像的塑造。经由这样的影像还原出来的中国,真实的并非生活、社会的原生态,而是我们的真实地心态、环境和行为方式。”
2. 栏目化阶段:1978—1999年
1978年《新闻联播》、1979年《为您服务》栏目开播
用文学的方式跟生活亲近,出现大量大型文献专题纪录片
各地方电视台的兴办(央视50%内容有地方台提供)
电视专题节目开始栏目化尝试,涌现许多新栏目
20世纪80年代电视节目创新的成果,集中体现为电视专题片、电视剧和电视文艺这几种有中国特色的节目类型的发展和成熟,以及节目主持人这一电视独特标识符号的出现。电视专题片是中国电视人在本土实践中提炼、概括出的节目类型。这一时期电视专题片生产量大,影响深远,成为中国电视荧屏支柱性的节目内容之一。以其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风光风情片,以展现自然景观、民族风情、地域风光为主,如《大连漫游》、《哈尔滨的夏天》、《三峡的传说》(插曲《乡恋》在文艺界乃至社会上引发了较大争议,并导致中国大陆原创流行音乐的崛起)。这些电视专题片在视听表现力与冲击力上做了不少新探索;二是文化片,以表现历史文化创造与进步为主,标志性的作品就是轰动一时的《话说长江》与《话说运河》,《话说长江》与《话说运河》等将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结构成功地运用到专题片的创作上,创造了电视文化片的“话说体”;三是主题鲜明,同时又渗透着个人独特思想、视角的政论片,如《让历史告诉未来》等,与纯粹的宣传片不同,这些政论片已经有意识地将思想宣传融入个人化思考与表达之中;四是行业宣传片,涵盖了农业、工业、教育、军事、外交等众多行业领域,在宣传中也加入了创作者个人化的理解。这一时期的专题片,无论是哪种类型,既不同于传统的新闻宣传报道,也不同于国外纪录片,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出创作者独特思考、观察与表达的节目类型。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电视一方面努力摆脱上一阶段模仿、借鉴别种传媒样式、艺术样式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在上一阶段取得成果的基础之上,努力探索具有电视独特传媒特征、艺术特征的新形式和新观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内容生产之路(所谓“中国特色”,即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按照中国电视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遵循中国电视观众的接受习惯与实际需要,组织、制作与传播具有中国民则特色、气派、风格、口味的电视节目。概括而言,这一阶段电视内容生产是以“作品”生产为主导的阶段,电视从业者的职业化、专业化追求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肯定。在电视形式、观念上追求个性、原创性和独特性(“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是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的一个重要口号,再加上思想上的空前解放,因此个性、原创性和独特性的追求得到肯定。成为这一时期节目创新的突出特点。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出现,使中国电视开始由广义的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转变,实现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时代性结合。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中首次出现“主持人”(随着电视节目生产数量的增加,电视节目的质量呈现下滑的趋势,因此“精品意识”、“精品战略”陆续被提出,其内涵和外延也日益被深化,电视“精品意识”的自觉、“精品战略”的实施,也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节目创新以“作品”为主导的潮流与趋势。称谓 ,到1984年《话说长江》中陈铎和虹云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形象造就了万人空巷的收视景观,到专栏节目、综艺节目和体育节目领域里三位标志性电视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倪萍和宋世雄的走红,再到后来《东方时空》中电视节目主持人群体(敬一丹、方宏进、白岩松、水均益及稍后的崔永元等)的横空出世,标志着电视节目主持人日益深入人心,影响巨大,成为了电视节目特有的形象标识。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处于快速上升期,诸多新的电视观念更迭推出。它们的出现是中国电视自身经过十几年的形式、类型的探索,独立性、自主性日益强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电视不断开放进程中,境外、国外大量电视节目的引进所产生的刺激与撞击的结果。全新的观念赋予了中国电视节目颇具东方气韵的内容与形式,成就了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电视作品,有些被誉为电视作品中的“精品”。
电视纪实是以电视的技术与艺术的方式对生活原生态的真实纪录。以电视纪录片《望长城》播出为标志,中国电视的纪实观念开启了电视节目创新的一个全新时期。此后纪实的新观念不仅影响了电视纪录片创作,也影响了中国电视的其他各类节目的创作以及电视节目的制作与传播方式,甚至也辐射到了其他媒介与艺术样式。纪实观念影响下的纪录片代表作有《远在北京的家》、《香港沧桑》、《邓小平》、《毛泽东》等。
电视栏目是电视节目的一种载体方式,是特定的电视传播内容按照相对统一稳定的标准和规则组织串连在一起的一种载体方式(胡智锋:《中国电视观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6页)。电视栏目与其他电视节目相比较更强调相对统一稳定的播出时段、时间长度及标识、标志,相对统一、稳定的节目内容、风格与样式等。从1985年中央电视台提出“全部节目实行栏目化播出”的要求,到1993年4月《东方时空》的播出为标志,中国电视“栏目化”的观念趋于成熟。这一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名电视栏目还有:新闻评论类的《焦点访谈》、新闻深度报道类的《新闻调查》、文艺类的《综艺大观》等。电视“栏目化”规范对中国电视节目生产与传播整体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对满足广大电视观众不断变化的需要和口味有着积极和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电视谈话是电视说话的一种方式,而电视说话方式的观念演进与特定的时代环境、电视媒体自身的发展和人们对电视说话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电视谈话(TV taik)包括了从一有电视起就存在的所有不用写脚本的对话和直接对观众讲述的各类节目形式。……电视谈话节目(TV taik show)则是一种主要围绕着谈话而组织起来的表演,谈话节目必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之内开始和结束,并且要保持话题的敏感性。”1996年3月开播的《实话实说》,标志了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便是现代电视谈话观念的形成。自《实话实说》之后,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发展迅猛,并形成了时事新闻类谈话、社会类谈话、娱乐类谈话三足鼎立的格局。除《实话实说》之外,还有一些知名的谈话类栏目如《艺术人生》、《对话》、《锵锵三人行》等。电视谈话观念的逐渐成熟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一是充分展示了电视传播主体的个性化魅力,极大地调动了电视观众积极参与;二是提高了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创造了效益较好的节目类型;三是更多地让普通观众在主流电视媒体中参与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也客观地推进了社会民主化进程。
电视内容生产在这一时期通过80年代形式、类型的探索,90年代观念的探索,以“作品”的个性、独特性为追求,在节目创新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电视本体独特的传媒特征、艺术特征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电视节目风格、样态的形成,为中国电视迅速崛起成长为“第一大众传媒”和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品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创造了丰硕的成果。